第(3/4)节 也需要对一些专门性的问题做出判断或加强某个判断。一般来讲，重大的理论问题是难以用数学模型来论证和表达的，而应当学习《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等经典著作的研究方法，用历史与辩证逻辑相统一的分析方法，用可靠的统计数据来支撑和证明。一些专业性特征十分明显的经济问题，涉及经济社会各领域交叉性较少，即解释变量因素不复杂的问题，在数据可获得的情况下，采用数学模型方法才具有“精确性”研究的前提和条件。所以应当实事求是，因文制宜，既反对无模型不成文的倾向，也反对拒绝使用数学模型的片面性。还需要强调，采用数学模型作为主要分析工具，是以科学的“假设”为前提的，数学模型是用来论证和加强“假设”提出的判断，但是如果没有大量的调查研究和一定数量的统计数据做支撑，怎么能产生科学的“假设”呢？所以，下功夫做调查研究，下功夫收集数据和文献资料，是任何研究方法都无法离开的不二法门。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往往不愿意做这种耗时耗力的基础工作，只是从西方文献中找出现成的结论作为自己的“假设”，然后借鉴或抄袭一个数学模型，采集一些面板数据，拼凑成一篇论文。在学习阶段，这样做无可厚非，但这不是真正的研究，应当从这个幼稚的阶段逐步走向成熟。

    再次是如何建立中国学术论文的话语体系。“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坛摆脱了以文言文为主导的传统话语体系，产生了现代中国语言的话语体系。它的进步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更贴近大众生活；二是更有利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但要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洋教条和食洋不化的文化现象是旧中国殖民地文化的病症，反映到党内，有“党八股”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同志写的《反对党八股》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就系统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以及它所表现的话语形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市场经济，引进和使用了许多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专门词汇、概念和理论，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理论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话语表达形式。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中国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不仅熟悉了这些新的话语表达形式，有的还向其注入了中国元素，赋予其新的含义，形成外来文化被融合同化的现象，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的话语体系，使“english”变成了“chglish”，经济学研究及其学术论文当然是走在这个学习过程的最前沿。站在最前沿容易产生两种可能性：一是落后于大潮流和人民大众；二是孤立冒进并脱离人民大众。在留学海外热潮逾30年经久不衰以及国家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环境下，第一种可能性不容易产生，而第二种危险却较为容易产生。一些人把生硬翻译过来的西方经济学论文的表达方式看作是经济学规范的话语体系，把多数人读不懂的话看作是“学术”，认为“学术”只需要少数人看懂和欣赏，多数人看得懂，就不是“学术”了，至少也属于“学术水平不高”。怎样处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方向。他说文艺作品要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所谓源于生活就是不能脱离生活，不能不接地气。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也不能脱离多数（这个多数已经有职业范围的限定），如果我们的经济学论文只有极少数人看得懂，连多数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多数政府经济工作官员（基本是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多数有文化的企业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都看不懂，那还叫“为人民服务”吗？真理是朴素的，往往不需要深奥的语言，而庸俗却需要故弄玄虚来掩饰浅薄。当然，经济学研究又要高于普通的时事新闻，不仅要适当介绍和引进新词汇、新概念和新思想，还要有学术基础和学理逻辑。因此要在多数人读懂的基础上提高和不断提高，我们的话语体系应当朝这方面努力。这样说有些人会很不以为然。有人会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作多数人都看不懂，难道不是学术吗？是学术不假，但这里不仅有意识形态倾向要考察，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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